爸爸的水烟袋

散文 | 专题 / 作者: / 时间:2018-06-22 13:16:03 / 36℃

中元节给父亲烧过纸后,父亲抽水烟的影子时常在我眼前转悠,一个银元大的黑色烟圈笼罩着我的右眼眼球,挥之不去。今天是父亲仙逝三十周年的祭日,我想,父亲从天堂来,是来保佑儿子平安幸福的吧。

解放以前,我的父亲十二岁开始在城内一个资本家的店铺里学徒当店员,天资聪慧,十年后成了小商贩,体魄伟岸,能写会算。全国解放后,父亲应征入伍,第二年提了干,是部队上的宣传干事。同年年底,从部队选调一批干部帮助地方政府搞土改、分田地,父亲第一批就被驻地县选进了土改工作队。在土改中,父亲一面积极宣传土改政策,一面主动学习经济管理工作。土改完成后,父亲转业到地方,在区粮管站当了会计兼秘书。区粮站离外婆家不远,只隔一条河。后来,父亲和母亲结合了,有了我和两个妹妹。

六十年代中期,同是做会计的母亲随组织调动,带着两个妹妹去了外地工作。父亲和母亲两地分居,我自小在外婆家长大,小学都是在乡村学校读完的。平常,父亲到了礼拜天就来外婆家看我,一到粮站收公粮季节,忙得两三个礼拜才来一次。有时候大热天的,我淌过河,去粮站看他。

粮站靠近河边,依山而建,进出粮站是一条又窄又陡的土路,粮运车一过,晴天一身灰,雨天一身泥,稍不留神,就有可能滑下路坡。粮站的仓储规模不算大,两栋苏式仓、一栋简易仓,总仓容充其量也就1000万斤。晒场较大,足有2000平米,方便农民送来的粮食摊晒和吹杂,两三台风车摆放在屋檐下。建筑物都是平房,土瓦土墙,砖木结构,办公室、职工宿舍、食堂、会议室兼活动室连成一体。父亲的房间靠近办公室,很小很暗,放了一张床和一个书桌就没有多大的空地了。父亲始终保持着军人作风,把屋子收拾得干净、整洁,床上挂起了蚊帐,一床军用被折叠得有棱有角。书桌上唯一摆放的东西就是水烟袋。

父亲的水烟袋是纯黄铜的,质地很好,不大不小,不轻不重,但有高度。水烟袋的前置部件由烟杆和吸管组成,水箱托底。烟杆是活动的,大头细身,能取出来。大头是烟锅,用来装烟丝。锅底有一个小孔,直通水箱。吸管较长较细,从前向后弯。后置部件是一个装备用烟丝的圆筒形容器,装满了,可供两三天的量。容器上面有个活动的半月形盖子。在前、后置部件的中右侧有一个插纸捻子小孔,纸捻子是用草纸卷起来用来点火的。

我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时候开始抽上水烟的,也不知道这个水烟袋有什么来历?小的时候不敢问,长大后也就不便问了。打我记事起,父亲就有一件也只有他自己视作宝物的水烟袋,不论去哪里,总少不了携带着它。

每当父亲提着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手提包来到外婆家时,我很好奇,好几次傍着父亲,看父亲从包里拿出一样一样的东西,先是给外公外婆的礼品,有时候是给几张粮票,然后是给我的学习用品。包里还剩下一件长长的东西压底,我知道那是父亲的水烟袋。

父亲很少吸纸烟,那时候只有两头唆的纸烟,也很少卷喇叭筒,偏爱用水烟袋抽烟。别人问起这是为什么?他跟人家这样解释,抽水烟,烟经水过滤后减少了尼古丁和杂质对身体的侵害,不但有劲,而且不浪费烟丝和纸张。父亲的回答似乎还是有点道理的。家里偶尔来了客人,父亲怕抽烟的客人不习惯抽水烟,才买盒纸烟张客。

听父亲说过,抽水烟讲究的是心气,心气合拍才不至于烟水吸入口腔内。有一次,母亲带着两个妹妹回来省亲。随后,我们一家五口在粮站团聚了。我趁着父亲不在,拿起水烟袋和火柴,学着父亲的样,"叭嗒、叭嗒"偷吃了两口,可能是心里高度紧张,害怕被父亲发现挨骂,一不小心,吸进了烟袋里的水,那种味道好像大热天车站公厕里的尿噪臭,呛得我泪眼巴沙鼻涕冒泡,好难受。父亲知道后,"呵呵呵"直冲我笑。好几天,我的喉咙里痒兮兮的。自此以后,我再也不敢动父亲的水烟袋了。

父亲的烟瘾不是很重,上班时间一般不在办公室抽烟的,烟瘾来了就回自己的房间去抽上两口,不想讨人嫌,除非是要写什么材料。写材料时,父亲为了不打断思维偶然把水烟袋带进了办公室,其他办公的人都理解,也不好说什么。

我的记忆最深刻的一次是,文革开始后的第二年仲夏,那天是我的九岁生日。我是外公外婆的长孙,他们自然疼爱我啦。外公一大早去镇上买了一篮子荤菜回来,外婆在厨房里忙碌了一上午,做了很多的菜,为我过生日。快到中午12点了,父亲还没有来,外婆叫我去粮站看看。我兴冲冲的渡过河去,跑到粮站,还没等我找到父亲,一阵隐隐约约的口号声从里屋传出,嘈嘈杂杂,有气无力,听不清楚。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,站在大门口细听了一会儿,好像呼喊着父亲的名字,要打倒、再踏上一只脚什么的,才知道是在批斗我的父亲。

我循声跑到会议室门前,门是关着的。我轻轻地推开一道缝隙,往里一瞧,好家伙,满屋子烟雾缭绕,从门缝里喷泻出来的烟气,熏得我的心里作呕,只想咳。我赶紧用自己的小手捂住鼻子和嘴巴,才没发出声来。

简陋的会议室并不大,正上方的墙壁上贴着用大报纸拼写的"批斗大会"四个黑体大字。两张乒乓球台拼合成会议桌,四周坐着公家的人,大概有十多个。

我猫着身子,往门缝里继续看。台桌上方坐着两个人,一个是我熟悉又敬重的郑海生伯伯,他是这里最大的官——站长;坐在郑伯伯身旁的人,我不认识,也没见过。这个人戴着一副茶色宽边眼镜,穿一件白色的确良短袖衬衫,胸前口袋里斜插着一支依金钢笔,削尖的脑袋上留着一分为二的发型,嘴角上还叼着一支烟,烟头上浓烟滚滚,袅袅升空。他的左袖上套着一只红袖章,一只脚踏在椅子上。我一看就晓得他不是什么好人,一点文明风度都没有,就像电影里看到的那些个跟在鬼子屁股后屁颠屁颠的狗汉奸似的,顿时,一种厌恶感油然而生。我再看看台桌周围坐着的那些人,个个表情不一,神态各异,唯一相同的是他们每一个人的左手握着一本红宝书放在胸前,唯独父亲没有。父亲一个人站在台桌的下方,脖子上还悬挂着一块用旧纸箱板做的黑牌子,牌子上面写着:"历史反革命分子、国民党特务×××"的草体字样。这块牌子显得格外的刺眼。

可能是单位小,又远离县城,也许是父亲向来做人低调,没有引起众人的公愤过,也帮助过他们中的很多人,因此在这种政治场合下就没有那种过于严肃的气氛。父亲虽然很孤寂,但会场还是允许他抽上两口水烟。只见父亲左手端着水烟袋,右手握着熄了火的纸捻子,靠近嘴边,"噗"的吹了一下,纸捻子又燃了起来,明火贴近烟锅,点着的烟丝在烟锅里冒出火星,烟气顺着烟道进入水箱,经水过滤而吸出,发出"咕噜噜""咕噜噜"的响声,任凭台桌上方两头咆哮的狮子不停的张牙舞爪、信口雌黄。在父亲看来,有精神去吼你们的,我听着就是了。父亲只顾抽烟,缄口不言声。

在一阵长时间的沉默对峙之后,我看了看墙上挂着的时钟,都下午1点了。这时,坐着的人开始躁动起来:"都晌午了,我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了,什么时候才有饭吃啊?"有个毛头小伙子干脆起身叫道:"张老头,开饭去!"临走还丢下一句话,"别冤枉了一个好人!"坐在站长左侧下方的张老头嘟哝着:"饭都没煮,开什么饭?!"见有人起身走,几个不怕事的公家人也囔囔着离开会场,各自回家吃饭去了……

几天后,郑伯伯违反党的粮食政策、以权谋私、贪污挪用公款的系列经济问题因为文革前父亲的举报,上级查实后,受到了党内警告、以观后效的处分;父亲的所谓"历史问题"也得以昭雪。也就在这一年,父亲和母亲约定,不让我们三姊妹从事会计这一职业。

到了七十年代初,县里将我的父亲从粮食系统调到了县财政部门,继续从事会计,当时分派他的职位是财政预算会计。这之后,父亲多次上过"五•七"干校,边劳动边学习,接受思想改造。正因为父亲乐于改造,业务娴熟,作风正派,县委党校把我父亲调了去做会计;再后来,又调回财政部门,依然干着财会工作,直到1985年退休。

父亲的会计生涯风风雨雨三十多年,辗转几处工作单位,他每到一处,以当家理财为职守,实事求是,一就是一,二就是二,按财务制度办事,从不谋私图利。他常说,财会的一收一支讲究的是财务成果,也就是经济效益……财经纪律千万不能丢。父亲不论走到哪里,他的那个水烟袋宝物就跟随到哪里,一直陪伴着他,只是外壳没有当初的那样光鲜了。父亲退休没多久,就中了风,生活不能自理,才想不起要抽烟这个事了。两年后,父亲因脑溢血、脑梗塞不治身亡。父亲去逝的前一天,正在上海上大三的我收到妹妹拍去的"父亲病危,速归"电报,连夜坐火车赶回,总算见着了父亲的最后一面。

父亲离开我们整整三十年了,我也携家带眷远离故土栖息在异乡,只是可惜父亲的水烟袋不知了去向。父亲,对不起!儿没能把陪伴您一生的那件宝物带在身边。呜呜呜……

父亲:儿子虽然没有接上您的会计班,但接上了您的秘书班,接上了您的管粮班,您的孙儿也接上了秘书班,您应当还是要高兴一下吧。现在,我赋诗一首,以慰您的在天之灵!

七绝•接班

子承父业工于笔,三代文章各显功。

字里传红储备事,行间沁绿国安风。

安息吧,父亲!

爸爸的水烟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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